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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河边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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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出生于黄海之滨潮河岸边响水县。历任县支行记账员、主任、科长,市分行个金、会计、管理信息处长和省寿险公司经理、总经理、省分行《内部决策参考》特邀撰稿人等职。喜好文字数字,曾多次参与省分行重点课题研究,重大项目推广和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发表学术文章四十余篇,省级以上获奖课题及项目十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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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被历代帝王奉为圣经的禁书  

2017-02-09 00:48:33|  分类: 中国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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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被历代帝王奉为圣经的禁书 - 潮河边人 - 潮河边人博客

 有这样一本禁书,暴露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这种赤裸裸的“人头奖励政策”,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秦军为何狂杀俘虏?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文明之师,岂能是野蛮之师的对手?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鞅的做法,是实行“辱民,贫民,弱民”的三民主义】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
 
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
 
这意思大概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的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
 
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坏水的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秦国果然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六国人谈秦色变,称它们为“虎狼之国”。
 
有人从《史记》中统计,只白起将军的部下,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将领的“功劳”,可以想见,中国人为统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据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只2000多万人。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跟着卑鄙无耻者吹嘘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统一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现代有个屠夫,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哄,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盛世无疑了。从商鞅以来所制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肉刑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频频出现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话,这就刑讯逼供的杰作。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有过一个什么悲惨的血泪时代。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因为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用祖宗之法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
 
社会要消灭的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忧虑、对官府横行的愤怒、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还要消灭想干事业、有所作为的思想,消灭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
 
(“当彼其世也,而才世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这个“强盛”的社会,最终人们都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可以随时作案得逞。
 
这个龚自珍,他写“我劝老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辱民”之术】

商鞅的“辱民”,是一个什么景象,历代时光久远,不那么清晰,从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可见一斑。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计。在当时一位农民委员的指导下,湖南农运堪称全国的样板,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用奸人,即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成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
 
痞子们一旦手里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
 
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某人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所引文字均见某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来的“土改”和反右及文革,大致都以二十年代的农运经验加以充实提高来进行的。
 
“辱民”还有一招,就是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这一个运动你检举我,下一个运动我检举你,大家都不是人。
 
然后,人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认罪书;人,不可能天生的正确,是吧,那就要“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留下书面证据存档,人人都有污点被官家掌握,这不但达到“辱民”的目的,而且,也达到了“弱民”的效果。
 
根据“辱民”的原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有软肋,林副在庐山说的“谁也不是大英雄”,就是中国的现状。据说,凡六七十年代的人,都写过检查之类的东西。在家里,父子妻女都要“斗私批修”自我污蔑,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好像只有一个林副是例外,坚决不写检讨,不作所谓的“自我批评”,但这种异类,在中国是不能生存的,结果“折戟沉沙”,只有灭亡一条路。
 
商鞅把所有土地藉为公家财产。人民作为耕田者为政府打工。积极者奖励,懒惰者惩罚。分配给你养的牛瘦了,体重不达标,就得挨罚。整天下都为“耕战”一个目的,人为“耕战”而生,死为“耕战”而死,很有点为××主义奋斗终身的味道。
 
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人的追求,都必须要为“耕战”。后来有伪人者,目标定在“解放全人类”的统一大业上。为了完成统一世界的远大理想,几亿民众就只有一项任务:“耕战”。
 
那时的说法是“立足本质,放眼世界”,“一切为了早打大打”。
 
人民的衣食住行,统一由官家管起来,吃大食堂,统购统销,发粮票布票,除了国家,你没有任何渠道和办法搞到生存的必须品。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统一世界的基本资源。人口多一直是这位手中的王牌。但在人多这个背景下,他从来没有忘记“以弱攻强”、以“奸民治善民”的要诀。


 
【“贫民”之术】

商鞅讲到:
 
一是取消商业,商鞅时代经商,妻女要没收为奴,“继续革命”时代设有“投机倒把”罪,就是一点个人交换,都为犯罪。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商业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际沟通,“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他们精于计算,不是那么好蒙的了。商业活动中,通过自愿、平等的契约,使人们有了平等自由的概念,而由于失约要承担失信的代价,也使人们对信守诺言有很高的期待。这是皇家最不愿看到的。平等、自由、诚信,皇家最不想要的,看一下历史上的皇帝,有谁提过平等和自由?诚信倒是经常讲,但没有一个模范信守诺言的皇上。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
 
二是不停地折腾。照商君的说法,就是把富的搞穷,穷的让他再富,等富了再搞穷,如此反复折腾,人民心中眼里只牵挂着穷富,不作他想,国家就会稳定。再就是让人民没有恒产。孟子说有恒产就有恒心,商鞅认为,不能让人民有恒心,要让人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安全感,只有归属官家,从属官家,才能稍有安定。谈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富不起来,作什么解释的都有,有的说是传统,有的说是命运,有的因为地理,有的归于气候,……,说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让人富裕罢了。
 
只有贫弱的人民,才有富强的国家,商鞅如此教导,皇上们也心知肚明,照此办理。这样下来,人民能富吗?前三十年,“富”字是敏感词,富农、富裕中农都是天生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土壤。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那时候,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穷得叮当响”是革命本质和革命意志强的表现,只有穷才忠于某人。某人的贫民政策,不但真的使人民一贫如洗,而且使人民贫穷而不知耻,反以为荣。穷得有“志气”,穷得有自豪感,这是某人比商鞅高明的地方。


 
【“弱民”之术】

现代的弱民政策,就是以弱攻强,也可以说叫“群众专政”,就是把人民之中的一些人划成“敌我矛盾”分子,让普通人民群众对他们实行“管制”和“专政”。
 
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等等,本来,有什么罪受什么刑罚,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但毛泽东不这么做,他要把这些人留在群众中“做反面教员”,让群众敌视他们,把一切自己的不平发泄到他们身上,耕牛病死是阶级敌人破坏,庄稼长不好,也是阶级敌人破坏。这一方面解决了监狱关押场地人员不足的问题,更有利的是使人民之间互相撕咬,互相恶斗,达到了弱民的目标。以奸民治善民。咱们的某人也应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于建嵘有篇文章《父亲是个流氓》,写的很入神,将流氓治国的事实形象化,具体化了,很值得一读。
 
并不是每个干部一开始都是恶棍、流氓,除了流氓无产阶级以外,也有理想主义者,也有实事求是之人,但在流氓治国的社会里,你不流氓就无法工作,无法在领导岗位上混,所以,不是流氓出身的也要变成流氓来适应这个制度。
 
某人对商鞅评价也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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