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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黄海之滨潮河岸边响水县。历任县支行记账员、主任、科长,市分行个金、会计、管理信息处长和省寿险公司经理、总经理、省分行《内部决策参考》特邀撰稿人等职。喜好文字数字,曾多次参与省分行重点课题研究,重大项目推广和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发表学术文章四十余篇,省级以上获奖课题及项目十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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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儒家与史学家的经济观  

2016-05-01 09:53:32|  分类: 经济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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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儒家与史学家的经济观 - 潮河边人 - 潮河边人博客

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说的。太史公说这话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做心灵鸡汤,而是要为我们上一堂经济课。

 

崇奢,还是崇俭

看《史记》,有人说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史学巨著,也有人把它当文学作品看,其实它里面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这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在这两篇文章中,司马迁认为人天性是逐利的,而且没有什么不对,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这句话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因为在此之前的诸子百家和统治者无不重义贬利。

《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经》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连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说“正其义不谋其利”。道德的高标无法掩盖人性的现实,经济决定道德而非道德决定经济,哲学可以理想化,经济学必须务实。在现实中重利轻义的人是有的,他们被称为君子。但社会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人因为自私所以才有了理想,在一个人人利他的社会里理想也就消失了。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司马迁认为不能回避欲望、利益,享受、逐利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即人人拥有且无法抑制,“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既然逐利是客观的、享受是正当的,那么鼓励致富、鼓励消费也就是自然的,这一点司马迁的看法也与大多数人不同。之前诸子百家多崇尚节俭、克制欲望,继而抑制消费需求。司马迁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美好的东西“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正是因为大家自觉追求这些东西,同时也努力创造这些东西以换取别人的成果,所以经济才得以繁荣。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来自面包师、屠户的恩惠,而出自他们为自己谋利的打算。这就是“经济人”的概念,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司马迁的认识与此相同。

 

富国,还是富民

自从有了国家,百姓的一切行为无不与国家产生关联,尤其是经济活动。出于强化集权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往往最关心富国强兵,当然也认识到实现“上富”必须先“下富”。孔子说“百姓不足,君熟与足”、“民不富,难以施仁”,虽然也强调了民富,但只把这个看作实现国富的手段。

也有人认为国富与民富其实是相矛盾的,商鞅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赤裸裸地道出了心机。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对人和一切资源的全方位控制。

民富不富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国富。商鞅或许认为早他200多年的管仲虽然通过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由于过分强调富民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所以“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仅昙花一现。

孔子是儒家,商鞅是法家,在民富还是国富的问题上儒家更容易赢得人心,而法家更容易为统治者接受。司马迁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又讨厌法家的做法,《货殖列传》引用了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进一步阐释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国家不仅要富裕更要安定,那就得让百姓“知礼节”,百姓只要富足了自然会“知礼节”。

“货”指的是财富,“殖”指的是增长。财富的增长首先来自于经济个体,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不仅实现了富裕而且会更渴盼稳定,这是国家安定的基础。国富、民富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因为国富所以才要“使民富”,它们其实是融合于一体的。

 

重农,还是重商

如何实现民富、国富呢?传统的看法是要“重本抑末”。“本”是农业,“末”是农业之外的其他各业,包括手工业、商业等,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民富国强。

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在一些人看来,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才能创造财富,像商人这样靠从事交易而致富的人是“蠹虫”。司马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周书》上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明各行各业的重要。农是农业、工是手工业、商是商业、虞是从事山林渔猎的人,农、工、商、虞四业互相无法替代。

在这四业之中司马迁更强调商业,《货殖列传》就是为成功的商人们立传,其中包括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这些“企业家”在商业上都很成功,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顶着“为富不仁”的帽子,不仅被舆论歧视,而且经常受到政策的打压。

汉初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后来更视商人为亡命、赘婿这一类人而进行贬斥。司马迁肯定了商人的价值,进一步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现代经济学认为工业的附加值确实比农业高,而商业、服务业的附加值又比工业高,这就是著名的“克拉克定理”。司马迁反对歧视商人,认为“富者得势益彰”。他举例说,孔子之所以“名布扬于天下”,与他的学生子贡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很富有,正是因为他有条件对老师进行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在后世才这么知名。司马迁甚至提出了“素封”的概念,认为这些成功的商人虽然没有爵位、没有官职,但他们是“千金之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比王侯、高官小。

 

干预,还是不干预

国家要对经济进行管理,怎么管?管仲认为必须全面加强管理,“以轻重御天下之道”,通过货币、价格、税收等手段控制物资流通,对盐、铁等战略性物资实行国家专营。他的主张被称为“轻重论”。

司马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管理经济有五种方式:一是“善者因之”,通过实行自由经济政策,顺其自然,国家不干预;二是“利导之”,通过一些手段,如物质利益、经济杠杆等引导经济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三是“教诲之”,通过教化手段影响人们,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四是“整齐之”,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手段规范、整治人们的经济活动;五是“与之争”,通过直接干预、介入经济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第一种方式最好,最后一种方式最差。他的“善因论”与管仲的“轻重论”刚好相对,一个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一个主张干预。作为太史令出身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本应专注述史,但他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显然也十分深入、深刻,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汉初无为而治,对经济活动较少干预,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但从汉武帝起逐步改变了不干预的经济政策,推行重农抑商、移民屯垦、假民公田,不仅收回了货币发行权、盐铁经营权,还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酒榷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加强了对经济的管控。

司马迁写《平准论》,叙述的就是汉初以来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汉武帝实行强化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评议。他认为由于国家强化了干预,汉初以来几代人辛勤积累的财富可能一耗而空。司马迁认为应该“善者因之”。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异曲同工。

后代有学者说“读中国书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未读《货殖列传》,可算未读《史记》”。然而,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认为汉武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英明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从崇奢到重商、到国家不干预都是错误的。

对于“班马之争”,后代的统治者显然更喜欢班固,重农轻商、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历代政策的主流,从而限制了市场经济乃至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到明代资本主义也只“萌芽”而不“结果”,都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原文:陈忠海 )来看司马迁的经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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