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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黄海之滨潮河岸边响水县。历任县支行记账员、主任、科长,市分行个金、会计、管理信息处长和省寿险公司经理、总经理、省分行《内部决策参考》特邀撰稿人等职。喜好文字数字,曾多次参与省分行重点课题研究,重大项目推广和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发表学术文章四十余篇,省级以上获奖课题及项目十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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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患:鸦片战争和清朝衰落的货币视角  

2015-05-05 17:51:18|  分类: 中国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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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最后的见解 - 潮河边人 - 潮河边人博客
1580-明朝明神宗万历八年

鸦片战争又被视为白银战争。人们普遍的共识是鸦片大规模“入侵”令白银不断外流,造成“银荒”,导致“银贵钱贱危机”,进而令清帝国经济社会秩序紊乱,所以朝廷不得不加大“禁烟”力度,直至与英国发生冲突。

但在这一“直截”的逻辑背后,一直潜伏着若干深层次的疑惑:鸦片贸易一直在进行当中,为何在1830年代其走私力度突然加大?以中华帝国贸易之体量,区区一个鸦片就能令“太阿倒持”以致入不敷出?面对“银荒”,朝廷为何如此束手无策?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为何没有因银荒“失血殆尽”而亡,反而迎来了一段时期的“中兴”?

台湾学者林满红以“银”为“线索”,写就《银线》一书,跳出中英关系窠臼,从全球经济视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盘检,从而为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去鸦片化”视角。

故事要从明朝末年说起。福建巡抚涂泽民于隆庆初年(1567年)上奏朝廷请开海禁,“准贩东西洋”。

1571年,对菲律宾的征服已趋巩固的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作为它的首都。这个城市迅速成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赢利最高的贸易中心。1573年,中国与西班牙展开直接贸易后仅两年,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着生丝、丝和棉织品,以及2万多件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作为回报,他们从阿卡普尔科运来南美的白银,以支付中国商人从福建和广东带到马尼拉的货物。那些被西班牙从新大陆带到欧洲的白银,也有不少再经过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人的手中回到亚洲市场,而其最终目的地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中国。

另一个白银的大宗来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开之时,在中日民间商人的合谋之下,日本就已经偷运了大量的白银供应中国市场。16世纪晚期,日本银产量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而该二人对白银开采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特别敏感。而比政治统一进程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16世纪由国外引入日本的冶炼和精炼技术的改进。

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始终被限制,但日本国内市场对丝、丝棉织品、瓷器、黄金和其他商品迅速膨胀的需求,以及日本商人手中丰沛的白银,对中国商人构成了无可抗拒的诱惑。作为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葡萄牙人在1580年代每年从日本出口了超过15万公斤的白银,其中大部分最终运进了中国。

16世纪以前,白银很少用于纳税和商业交易,宋代用铜钱支付的税收是用白银支付的28倍,但到了明末,只有0.5%的税收使用铜钱。到底是“一条鞭法”促进了经济的商品化和白银化,导致明帝国越来越依赖海外贸易所提供的白银,还是海外贸易勃兴提供的白银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商品化,已经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了。总之,中国经济的白银化和卷入全球化已是历史大势。

清帝国延续了这个传统或者说顺应了这个潮流。1657年,根据户部规定,所有省份的大部分赋税征收都使用白银。此外,各省还普遍使用外国银元。

由机器制造的外国银元较银锭方便流通,因为银锭还要称重和验估纯度,银元则可以直接使用。

陈独秀与最后的见解 - 潮河边人 - 潮河边人博客
中国白银进口量及来源

与此平行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来自亚洲本土的白银供应渐渐终止。清帝国从琉球群岛的白银进口终止于1715年,从朝鲜进口终止于1747年,从缅甸进口终止于1758年,从日本进口终止于1760年,从越南进口终止于1775年。1775年是清帝国从亚洲进口白银的终止年,从此中国几乎完全依赖于拉美白银维系经济运行。乾隆末年输入的银元,较早前进口的更加方便可靠。早前欧洲各国的银币形状并不统一,还经常缺少花边,容易被修剪。18世纪末期在墨西哥铸造的西班牙银元,不仅在重量、形状和质量上非常统一,并且有花边修饰。乾隆末年和嘉庆时期,西班牙银元超过其他银元而最受欢迎。天朝上国缺乏主权货币观念也“纵容”了外国银元的大行其道,到道光年间,各省都用银元缴纳赋税。对这一点道光皇帝自己都有深刻体认,在1829年给军机大臣的一份上谕中他指出:“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

来自拉美的银元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清帝国对拉美白银的依赖不断加深,危险的种子就此种下。1810-1830年代的拉美独立战争导致白银产量锐减,1810-1819年间减少了 49.5%,1820年代减少了56.6%。全球性的“银荒”从两个方面令中国失血:一方面导致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锐减,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没有足够的白银,一种新的货币“鸦片”被用于交换茶叶与生丝。根据英国蓝皮书记载,1821年后鸦片的输入开始增长:“获得银元的困难,对于鸦片入口的激增,大有关系”——换言之,如果有其他的快销品能够抵做硬通货,外国乃至国内商人都会毫不犹豫加以使用,那么,中英说不定会打一场“大麻战争”或“烟草战争”。

从此,中国的白银呈现数十年一边倒的只出不进的趋势,直至1860年代全球白银供应恢复到1810年以前的水准。与之相对应,1808至1856年间,中国市场上的白银相对于铜钱的价格约增长了2.5倍,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商业萧条、铜钱收入者日趋贫困、土地兼并加剧、流民增加、政府税收不足支出减少、士兵与官员收入减少、社会腐化等等。

令情势更形恶化的是,用来支付赋税或完成跨省大规模交易的银锭或银元,由私人供应,而政府铸造的制钱,大部分用于地方的小额零售交易,这更加凸显了政府的“无能”。在河务、漕务、盐务之外,“银务”的横空出世,犹如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几乎把一个缺乏货币主权意识的前现代政府逼到了绝境,“禁烟”更多只是一种绝望而无奈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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