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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河边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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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出生于黄海之滨潮河岸边响水县。历任县支行记账员、主任、科长,市分行个金、会计、管理信息处长和省寿险公司经理、总经理、省分行《内部决策参考》特邀撰稿人等职。喜好文字数字,曾多次参与省分行重点课题研究,重大项目推广和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发表学术文章四十余篇,省级以上获奖课题及项目十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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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 遵义会议手稿考  

2014-12-08 23:10:38|  分类: 中共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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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

齐得平,田逢禄,耿仲琳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原保存于莫斯科,1957年1月接收回国,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手稿从21页开始至28页共计8页,每页约600字,没有署名,没有成文时间,标题上冠有“(乙)”字。

1984年1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收入了这份手稿的全文。编者删除“(乙)”字,加“传达提纲”四字,将标题改变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判明成文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还作出题解:“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时间尚难确定。”[1]1986年,此文收入《陈云文选》,仍袭用了这个标题和题解。经考查,我们认为,上述标题、时间判断和题解,都是不正确的。

一、手稿题目上标明“(乙)”,即是说前面还有“(甲)”。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无“(甲)”的部分。但1936年初《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载有“施平”(陈云在莫斯科用名)的一篇文章:《英勇的西征》。又查,《陈云年谱》上卷有一段相关的重要记述:

“10月22日[2]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报告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并列举了达到目的的三点根据,即保全了红军有生力量,和红四方面军胜利汇合,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报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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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

[2]《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刊登施平《英勇的西征》一文时的按语中说: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的时间是“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间”。《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发表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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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指出:(一)出发前,在党内、红军内以及群众中没有来得及做应有的解释工作,使准备工作感受很大困难。(二)所带行装和粗重机器装载太多,妨害行军,阻碍军事行动,使后卫部队往往比先锋队迟到十天,基本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减弱了红军战斗力。(三)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而地图上往往画得不对,常常因此陷于绝境,不得不折回重走。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对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反对继续直线前进的做法。原来的领导人竟要把反对他们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终于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占领遵义后,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进军四川,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报告还分析了长征所以成功的原因,指出:(一)红军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战士。(二)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领导都成长起来了,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的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三)到处都得到群众的拥护。报告最后指出:过去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否则西征时期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在今天是绝对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此后有人将这个报告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共与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文献。”

我们认为,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的内容,就是“(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内容。由此可知,手稿的成文时间不是1935年2月或3月,而是1935年10月。这里附带说一下,《英勇的西征》约有一万五六千字,大致与手稿前缺20页容量相近。

二、遵义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1]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2]还写出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等[3]这样一些不宜下达的内容。身为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怎能不顾中央决定,而要随意向下传布不宜下达的内容呢?可见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三、手稿中写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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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遵义会议文献》,第42、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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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1]在传达之前,怎么能把传达后群众反映也写进“传达”提纲里呢?亦可说明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四、遵义会议决议最后四段是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而手稿对此却只字未提,也可说明它并非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五、手稿中写道: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2]

陈云传达会议精神,同时又对会议的决定提出批评,这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来观察”的这个“今天”,也不可能是会议刚刚结束,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之时。我们推断陈云在1935年2月或3月还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英勇的西征》一文中,提到西征已经历了八个月、胜利渡过了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等情况,表明陈云在泸定桥会议后离开红军时已知中央有酝酿改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时才可能有批评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是错误的认识。这又说明手稿只能在1935年2月或3月之后形成,而决不会写于2月或3月。

六、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陈云秘书电话的问题。下面是中央档案馆的一个业务电话记录: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十八点,陈云同志的秘书朱佳木自杭州来电话,记录如下:

四月二十三日送来的《遵义会议经过》一文,昨天拿给陈云同志审阅。他仔细地看了那件复印的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记(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在由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的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一开始留下的被其他同志带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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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义会议文献》,第42-43页。其中“毛张陈”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

[2]《遵义会议文献》,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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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陈云同志认为这份手稿是从延安来到北京的,而不知是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的;而又时隔四十六、七年,以致作出不准确的回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陈云同志这份珍贵手稿,是他在1935年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以后为向共产国际汇报而写,不是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为向下传达而写。写成时间当在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前,而不是1935年2月或3月。

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珍贵手稿的考证,不仅可以确切判定它的成文时间和地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共产国际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坚持的正确路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来源:《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6期)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陈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56〕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19〕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57〕中与西征〔58〕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59〕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60〕、彭杨〔61〕及五军团〔62〕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63〕及刘参谋长〔64〕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65〕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66〕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67〕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68〕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69〕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70〕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37〕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30〕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71〕,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72〕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73〕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74〕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75〕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76〕去侧击向延平〔77〕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78〕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79〕。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80〕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81〕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82〕),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83〕太阳嶂战斗〔84〕、石城战斗〔85〕,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86〕,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87〕纵队之温坊战斗〔88〕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89〕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90〕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91〕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92〕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93〕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94〕,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95〕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96〕,凯丰〔97〕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98〕――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为何占领遵义后没抓紧时间开会?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中,都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遵义会议也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才开始的。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出现了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更为准确地反映遵义会议的历史,更为客观地评价与会议有关的人和事,仍是研究者应当努力的。

  1.关于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间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遵义会议即是指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很长时间都是以会议决议标明的通过时间1935年1月8日为依据,前推两天,认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改革开放后,当党史研究者了解了红军先头部队1月7日占领遵义,军委纵队是9日才进遵义城的史实后,纷纷对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进行了探讨。有9日至19日说,10至18日说,10至12日说,15至17日说,12至18日说多种。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5年1月13日24时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通知李卓然、刘少奇14日赶到遵义城,参加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电报,正式认定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此后在党史研究中,一般所说遵义会议即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为什么占领遵义后没有抓紧时间开会?是不是在扩大会议之前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政治局会议

  一个不大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决策早在黎平会议就作出来了。黎平会议鉴于中央内部对军事战略和建立根据地等问题存在严重争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为什么在红军占领遵义后,有了召开会议的客观条件,而没有抓紧时间开会,却在先头部队进城第8天,中央纵队进城也5天后才开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红军打下遵义城只是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堵,敌情依然是严重的。敌人什么时候围上来,在遵义能够驻几天很难预料,但不可能有很长时间的停留是肯定的。事实上1月15日开会,刚刚开了一天,第二天敌人就围上来了,彭德怀不得不提前离会,去前线指挥作战。会议开到17日,常委分工和决议都没来得及作,就不得不结束了。基于这种状况,有的学者曾推测,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可能召开过政治局会议。

  1989年曾景忠曾经著文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找不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举行过政治局会议的原始记录,但不少间接资料提供了举行过政治局会议的线索。这些线索包括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吕黎平、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对军委纵队进遵义后布置会场,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的回忆;毛泽东本人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9日开始举行;陈伯钧日记记述了扩大会议召开前,12日已知悉林彪、李卓然将与会;在扩大会议前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在建立新根据地的地域和一些政策的提法上已发生变化;陈云手稿中明确记载黎平会议决定到遵义开会等。文章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到达遵义后,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可能先举行过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政治局会议的继续”。据此,文章认为应对遵义会议的概念重新界定,即“遵义会议≠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一个总称(包括三个会),……可能有必要分清为:遵义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遵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曾文发表后,对问题并没有展开讨论。在中共党史著作和党史人物传记中对中央进驻遵义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几天的会议筹备情况均付阙如。但是曾文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仍有探讨的价值。

  笔者认为黎平会议决定要开会,但并没有明确要召开扩大会议,更没有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议程。而哪些人参加会议,谁做什么报告,应该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有必要开会确定。因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开过会议是合乎逻辑,极有可能的。

  3.应该把遵义会议看成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从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看,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大议题基本解决,但并没有最后完成。即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取得了共识,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决议;组织上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但常委未进行分工。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并没有撤掉博古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也没有决定由谁来接替他。

  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转换和决议的通过,是在1935年2月5日至8日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常委会上解决的。2月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2月5日至9日,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通称扎西会议),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来党书《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收入决议时,在其后加括弧注(遵义会议),并加副标题“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注,清楚地表明了扎西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

  因此,就内容来看,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并不准确。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既包括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召开的三个会议,也包括2月上旬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历时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4、关于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三个问题

  在1982年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发现以前,因为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组织变动的文献记载,人们对此次中共领导层大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

  陈云手稿的面世,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中央领导机构人事变动的真实情况。

  据手稿记载,在解决组织问题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001年公布的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则明确说到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史平即陈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化名。这两份文献是迄今为止仅有的关于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档案史料。由于它们是会议的参加者在会后不久记述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但是,怎样理解会议的组织变动?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组织安排?对此存在不同看法。笔者尝试将这一变动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以期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

  问题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军内无领导职务。而朱、周是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又是长征以来全权指挥作战的三人团成员,且已认识到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因此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

  问题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会议并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常委分工时没有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对遵义扩大会议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在会议参加者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毛泽东坚辞。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聂荣臻也回忆:“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杨尚昆更具体地谈到:“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还有一种说法是拥护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是张闻天也推辞了。其中说得最详细的也是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和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由谁来接替博古,党内是有不同认识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会上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接替博古的人选,且国民党追剿军已到遵义附近,会议必须马上结束,没有时间再详细讨论,因此不得不留待会后解决。

  问题三:在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怎样酝酿推举领导人的呢?

  一种是周恩来回忆中说的,被《毛泽东年谱》采信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回忆当时变换领导人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上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洛甫是犯了错误的,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让他做,但要帮助他;二是洛甫能接替博古是毛泽东让的;三是大家不那么赞同,是经说服大家才同意的。

  另外一种是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整风中写的《反省笔记》中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杨尚昆在回忆中也说“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上述两种意见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考虑两位当事人说这番话的背景,张闻天是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写的《反省笔记》中说的,处在被批判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断不敢无中生有往自己脸上贴金;周恩来是在1972年文革中说的,在以路线斗争为纲讲党史和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难免不适当地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贬低了洛甫。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党内的思想状况看,没有推毛泽东,多半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上长期受排斥,被视为右倾路线的代表,改变看法,重新认识毛泽东要有个过程。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还不是延安时期那样众望所归。而把洛甫推出来代替博古作党的最高领导人,比较顺理成章。一是洛甫本来就是党内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二是因为他在遵义扩大会议上作《反报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开好会议,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常委们认可。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完成的组织变动,应当实事求是地表述为: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形成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谁能领导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谁就是核心。毛泽东不仅参与最高军事指挥,而且确实在决策中起了核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符合实际的。

  刘晶芳(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

吴忠才 何成学


  陈云在莫斯科化名写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1936年发表后,在国内外都起了很好的影响。这篇约3万字的长文,也是至今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性资料。探讨陈云写作这篇长文的有关问题,对研究红军长征的历史,阐述陈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一 长征中的陈云及其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返沪赴苏的情况

  长征之前,陈云就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长征前曾负责管理军需生产。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城时,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5月初,红军北渡金沙江,任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员。在遵义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到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并支持和配合毛泽东指挥乌江战役。5月底,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会议。会上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不久,陈云在当地地下党组织派出的党员席懋昭和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员陈梁的护送下从灵关殿出发,(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红军两名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护送陈云出川。)经天全、雅安、成都到重庆,转乘“民生”号轮船,于6月底到达上海

  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的目的,一是为恢复党的白区工作,二是为了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央在遵义会议总结中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遵义会议后不久,3月5日,中共中央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知道上海中央局已于1934年10月被敌破坏,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因此中断(后来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局和与共产国际取得一些联系的情况,中共中央不了解)。为此,3月间,张闻天(洛甫)通知长征队伍中的潘汉年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再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络。潘由遵义到贵阳,绕道广州、香港到上海。潘到上海后,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之一的浦化人说,上海方面“已没有国际方面负责人”。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不安全,浦就让潘到香港去等候消息。因此,潘汉年去上海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5月31日晚上(一说5月29日晚,误),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再派陈云、李维汉去上海执行任务。陈云回忆说:“1935年6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1)。”李维汉回忆说:“部队飞夺泸定桥后,就向天全、芦山前进。休息时……洛甫对我俩说,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想派你们两位去白区工作……后来我因为有事,没有去白区工作,陈云就从天全、芦山一带出发,到白区去了(2)。”

  关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时间,有遵义会议后不久、5月、5月底、6月、6月中旬等几种说法(3)。笔者认为,6月中旬说较为准确。若说“遵义会议后不久”,显然不对。说5月和5月底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周恩来、毛泽东是5月31日傍晚才先后过泸定桥的。因此,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的会议,最早也应是5月31日晚上才能召开,而不可能是5月29日召开。既然如此,陈云也就不可能当晚离开长征队伍。从上述陈云、李维汉回忆的时间看,陈云是红军占领天全、芦山之后才离开的。陈云的向导亦持此说。而天全、芦山是红军先头部队于6月7日、8日攻下的。因此,陈云至少是8日以后才能离开长征队伍。又据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不久两支赤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得安全返抵家乡。”查两支红军即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是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达维镇会合的,而陈云离开队伍的地点灵关殿则在懋功附近。因此,陈云应是在6月12日之后离开长征队伍。再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一辑)中所收录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这三篇文章所反映第一方面军长征中前后衔接的行军轨迹来看,第一篇文章叙述事件结尾的时间、地点与第二篇文章叙述事件开头的时间和地点均为6月中旬、懋功地域。是故说6月中旬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是比较准确的。

  陈云到达上海的时间已是6月底。在上海,他一时找不到组织关系,几经周折于7月底才找到了早年与他在商务印书馆一起工作并任党支部书记的章秋阳(章乃器的三弟)又通过章找到了在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的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党组织通知在香港等待指示的潘汉年来沪见陈。与此同时,陈云等接到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要他们立即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陈云、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嗣、曾山等,于1935年8月5日前后,从上海出发,乘坐苏联客轮秘密地到达海参崴,两天后又启程赴莫斯科。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刚好也在这一天闭幕。陈云回忆说:“途中经半月,到达之日适逢国际七大结束。”(4)

  二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和发表情况

  有人说,是美国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5)”,也有人说是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苏联治伤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6)。其实,斯诺的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是在英国,时间是1937年10月(因其为英文版,在世界传播影响范围比《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大一些);而王稼祥在苏治伤时间也是在1937年。这都比《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要晚一年多时间。由此可以说,是陈云首次比较全面地把英勇卓绝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事迹向世界人民宣传的

  陈云是于1935年秋在莫斯科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他化名廉臣,以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随军医生,又在红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红军医生的假托身份,叙述了红军从准备长征到出发,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作者(医生)也正在这时被“冲散”,在朋友帮助下及时回到“家乡”。在当时情况下,作者之所以以这样的身份来写作,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一是医生易接近红军上层领导,这样可以叙述从上层看到的一些红军长征全局的情况,又因系医生,未能参加决策活动,因而也可以避免谈一些党内机密(如遵义会议等);二是可以从中间立场上来反映红军长征历史,可以从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作为中,宣传共产党得民心的事实,从而攻破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谰言,又可以从一个在国共两党军队中工作过的人员身份,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呼吁国共再度合作抗日。这样有利于向世界上不同观点的人宣传,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传播。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最早于1936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该刊是我党领导的一个宣传阵地。同年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从现有资料看,这是第一本问世的长征专著。1937年3月,王福明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曾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列于书后,并附有照片、歌曲和红军长征路线图。1938年,《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首次在国内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随军西征记》,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1949年6月,又以原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群众图书公司发行。这时上海刚刚解放,此书的出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外,抗战初期,有的人以为廉臣和斯诺都是美国人,也有的将廉臣的书和斯诺的书当中一些片断合编为小册子出版。如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时,署(美)廉臣著《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时,署(美)史诺廉臣等著《长征两面写》,以上是《见闻录》出版的第一阶段。

  该书出版的第二阶段是建国后至1984年。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就收进了《见闻录》。1958年2月,此书再版。1959年,此书以《长征》为名在莫斯科出版,《见闻录》亦作为《长征》的第一篇收在书中。此外,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中也选录或摘录了《见闻录》一文。如1983年由《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合编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中,就摘录了该文。

  该书出版的第三阶段是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同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同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单行本。此后,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也多以作者陈云之名收录或节录该文。1986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过云南》中也以同样署名节录了该文。但也有仍署廉臣之名节录该文的,如1985年3月编的《红军长征在黔西南》一书。

  《随军西行见闻录》从署名廉臣发表到公开作者陈云之名发表,这固然有历史档案保管和公布年限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见证。《见闻录》以廉臣之名发表,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该文担任特殊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建国后,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也不宜立即公布作者的真实姓名身份。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长征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也陆续公布了不少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档案。在这时,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历史,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体会当时条件下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手段的艺术,是很有值得回味的意义的。

  三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和影响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3万字。文中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描述了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中旬由江西兴国县出发,至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历时8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的长征历史。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全文以一半的文字描述了红军在长征中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并取得了乌江、遵义两大战役的重大胜利;红军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一致,跨越万水千山,越过人迹罕见的老山界,翻越了高寒的大雪山;红军智勇双全,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红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模范带头作用。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徐特立等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谈家常话,将马让给伤员骑,与指战员们同时宿营路边等动人的事迹。

  二是通过历史事实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文中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遵义会议,但作者通过事实,宣传了这次会议精神。如文中不仅对会议前的毛泽东作了不少记述,而且对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更倾与了浓重的笔墨,并以四渡赤水的灵活战术为例,宣传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三是用约1/3的篇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动事例。同时,也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难生活。作者写道,贵州人民深受军阀压迫,民不聊生,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红军一到贵州,就将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无偿地分给广大贫苦人民,红军领袖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乌江战役中被俘的黔军伤兵不仅由红军卫生部担架队抬着走,而且朱德总司令到卫生部病房看望红军伤病兵时,还慰问了被俘的黔军伤兵;对俘虏的黔军进行宣传教育,许多俘虏自愿加入了红军,凡不愿加入红军者,则发路费送出红军警戒线。红军对少数民族人民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争取各民族解放的口号,取得了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一路上许多汉回苗民加入红军。

  四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倡议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作者随红军长征时,党虽然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主张,但党的“八一宣言”还没有发表。到莫斯科后,作者了解了全局,因而在文中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宣传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文中用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事实,说明国共应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必要。在叙述朱德召集被俘的黔军中上级军官谈话时,宣传了红军抗日主张,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在记述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谈到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最后在文末以近千字的篇幅,从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趋势,论述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以其在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政治家的政治眼光和思想水平,以其亲历的见闻以及距离长征时间很近所具备的历史真实性而写作的这本长征专著,无论在国内和国外,还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如前所述,《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本向世人比较系统全面、深刻地宣传红军长征的专著。无疑,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宏大的篇幅,生动地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江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其作用是巨大的。但“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成功地打通世界人民“通往红色中国大门”的却不能说是斯诺,而是陈云。陈云的这一本专著,以其不可抗拒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那夜沉沉、雾茫茫的黑暗年代,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闪烁的人民革命曙光洒向世界,对于世界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法西斯独裁分子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消息的封锁,敞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对于共产国际正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正确地指导帮助中国的革命,也都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就报道说:“中国红军力量在四川的会合,给中国苏维埃运动打开了更大的前途,现在这种运动已到了发展的新阶段。”(7)

  在国内,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出版发行《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来看,这对于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揭露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号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争取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访问过广西地下党的一些老同志,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名叫廉臣的医生写的红军长征的那本书在当时给他们的影响,他们也拿这本书作为教育进步青年认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教材。

  今天,《随军西行见闻录》仍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历史著作,也是一本进行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见闻录》还以其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风格,生动的、饶有兴味的文字,作为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著作,耸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林。

  这里还必须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除与他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以外,还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的认识,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认识有重要的关系。陈云出身农村,当过工人,入党后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白区工作经验,也参加领导过工人、农民的武装斗争,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央领导机构。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长征中忙乱的搬家式行动以及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使他对“左”倾错误和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他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并在会后把会议精神写成传达提纲到部队中传达。一渡赤水时,陈云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果断地处理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赢得了有利战机。到莫斯科后,条件相对好得多了,他更觉得有必要把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以及我党得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喜人消息向共产国际和国内外人民宣传。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珍贵的一本虽然字数不多但极有意义的书。

  四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报道红军长征历史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由于历史的条件,写作的目的和作者以第三者旁观的身份来写作等原因,《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反映红军长征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其一是,《见闻录》中对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未能叙述。如为了从正面宣传红军长征,因而文中没有叙述惨烈的湘江战役,以及红军损失近2万人的史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和党内团结,对湘南之争和遵义会议上对错误路线的斗争等均没有叙述。当然,也由于作者假托的身份所限,这位“医生”不可能了解上层的这些情况,所以文中也就不应该提及这些问题。

  其二是,文中叙述的某些历史事件与事实有些不相符。如文中说红军长征“显系有计划之行动”,有“充分准备”,“红军得平安无事渡过湘江”,这显然是服务于当时正面宣传红军的需要而写的。文中女英雄李小侠的事迹亦有虚构成分。有些数字、日期也有虚写和夸张的成分。如文中说作者“至本年七月上旬”,才离开红军队伍回家,就是虚晃的一笔。又如说红军在遵义十二日中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会理(五天)招募红军新兵五千人”等,虽有其事,但在具体数字上,从当时宣传角度出发,有某些夸大的成分。就现在的资料看,在扎西加入红军的约1000人(8),在毕节、东川、宣威加入红军的也只是千余人(9)。再者,由于作者匆匆离开红军队伍,且在战争情况下也不能个人保存或带着文件资料,到莫斯科后仅凭个人记忆写作,因而也难免在文中对一些时间、地点的记述有误。如说“部队达到威信(旧名扎西)之时,正系旧厉正月初三”(实为正月初六,即公历2月9日)(10)。又如说红军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的情况,则把红军2月和4月两次进入云南分别达到的这些地区合在一起来叙述了。

  文中存在的这些局限性,现在的读者读起来,是可以理解的,是不必苛求于作者的。必须说明,存在的这些局限性,丝毫不会影响这本书的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1)转引自《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页。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9页。
  (3)《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说是遵义会议后不久;《长征新记》(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1986年新华社参考材料编辑部译编)第112页说是5月;《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11页说是5月29日;陈云于1978年5月18日说是6月;《党史信息报》1994年8月16日第2版说是6月中旬。
  (4)转引自《党史信息报》1994年8月16日第2版。
  (5)《长征新记》第2页;参见《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718、727页。
  (6)《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页。
  (7)转引自《红军长征大事记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1页。
  (8)《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伟大的长征》,第773页。
  (9)(10)《红军长征过云南》,第114、107、111、112、102、16、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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