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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黄海之滨潮河岸边响水县。历任县支行记账员、主任、科长,市分行个金、会计、管理信息处长和省寿险公司经理、总经理、省分行《内部决策参考》特邀撰稿人等职。喜好文字数字,曾多次参与省分行重点课题研究,重大项目推广和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发表学术文章四十余篇,省级以上获奖课题及项目十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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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十个女人新考(原创)  

2011-07-26 14:29:28|  分类: 【原创画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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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十个女人新考(原创) - 潮河边人 - 潮河边人博客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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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国画家,也是一位风趣洒脱,重情重义之人。他一生留下很多轶事和风流韵事,其中与十个女人的故事更增添了传奇色彩。这十个女人分别是:一个红粉知己李秋君,两个婚前恋人谢舜华和倪氏,三个魂断情人池春红、李怀玉和山田喜美子,四房正式夫人曾正蓉、黄凝素、杨婉君和徐鸿宾。现在考证网上资料基础上,按时间顺序加以缩写,以解大千情感世界。


初恋受挫入法门

张大千(1899~1983年)原名张正权,出生于四川内江书香门第家庭。18岁时与青梅竹马的表姐谢舜华定亲,19岁随二哥张善子赴日本学习染织兼习绘画。次年,忽闻谢舜华病故,特从日本回上海,欲赴内江吊祭,因兵乱交通阻塞未能成行,后奉善子之命重返日本,次年学成回国。期间,父母做主给他在老家定了第二门亲事,女方姓倪。可是没过多久倪姑娘忽然得了怪病,生活无法自理,于是这门亲事也取消了。经历两次恋爱挫折,加之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张大千颇觉人生变化莫测,莫如过“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宁静修行生活,便至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取法名“大千”,张大千一名由此得来。


恨不逢时未姻缘

三个月后,张大千被张善子强行带回老家,与母亲曾太夫人的侄女曾正蓉完婚,时年22岁。曾庆蓉性格温顺和善,持家有道,是典型的传统女性。但她与张大千并无太多共同语言,感情一般。曾夫人晚年曾称自己是“感情上被遗弃的人”。


1921年,结婚不久的张大千返回上海,借寓宁波巨富李薇庄宅,与同庚的李家三小姐李秋君相识,双方彼此欣赏,相互倾慕,李家也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张大千。但张大千认为自己当时已有太太,“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道理”。而李秋君也“恨不逢时未嫁成”,因此终身不嫁。正因如此,他们之间深情重义远胜兄妹,却又冰清玉洁纯真崇高。诚如张大千所说,他与李秋君“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就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在张大千影响下,李秋君的画艺大进。1930年,她的《秋山读易图》荣获布鲁塞尔“劳动和美术”国际大奖赛金牌。抗战前夕,张大千将自己两个女儿心瑞、心沛过继给李秋君做养女,李秋君视她们如亲生骨肉,尽心疼爱教育。1948年,张大千最后一次来上海为李秋君五十寿庆时,两人当场合作一幅《高山流水图》,并到静安公墓看定各自寿穴,相约互写墓碑,死后邻穴而葬。李秋君在文革期间去世,消息传到台湾,张大千愁肠寸断,撕肝裂胆道:“偶思七十子之徒,于夫子(孔子)之殁,心丧三年,古无与朋友服丧者,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呜呼痛矣!”他对李秋君的感情之炽烈,情义之深重,可见一斑。


再说张大千结婚两年,曾正蓉都未生育,因此1922年春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黄凝素也是内江人,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精明干练,且略懂画事。据张氏家谱载:“善伺公意,甚得公欢,虽不善理家庭,而侍公书画,俾公点墨不遗"。黄夫人过门时才15岁,比张大千小8岁。她先后生了八个子女。娶了黄夫人之后好几年,曾夫人也终于也有了唯一的女孩,叫张心庆。


银河总将小星藏

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思潮交替时期,传统价值观、婚恋制度与西方思潮正发生着激烈磨擦和碰撞。遵循传统道德的张大千既不敢抛弃旧式婚姻追求李秋君,又试图突破父母包办,寻求自己的幸福,进而演绎了新的恋情。


1927年,29岁的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藤涛雄邀请赴朝鲜金刚山游览,结识了年仅15岁的池春红。据张大千多年后描述:春红能歌善舞,喜爱书画,两人语言不通,但春红善解人意,相处不久,双方竟私订终身。三个月后,张大千带池春红拍了一张合影,并写了两首《陈情诗》寄给黄凝素,诗中有“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以试探夫人是否同意他异域纳妾。此事不仅被黄夫人拒绝,而且张大千母亲曾太夫人更严命其立即返家。张大千心中不忍,留下一笔钱给池春红在京城开了一家中药房,便整理行装匆匆回国。


一年后,池春红得知张大千到了东京,即用日语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寄给江藤转交张大千。张大千则作长诗《春娘曲》并赴汉城相会,此后每年赴朝鹊会,感情持续了十年之久,直至中日战争爆发才中断。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得知池春红在1939年就因反抗日寇非礼被杀。张大千悲痛万分,立即写了一纸碑文托友人带去韩国为池春红修坟立碑。30多年后,张大千应邀到汉城(今首尔)办画展,特找到池春红兄长带路去坟前上香致祭,了却多年心愿。


池春红的形象屡屡出现在张大千的画中,如《清商怨》、《红拂女》(自题为“惊才绝艳”)和《美人双蝶图》等。特别是在敦煌考察之前的1935年,张大千以壁画之法绘制了《天女散花》,跋中言道:“偶听流莺偶结邻,偶从禅榻许相亲。偶然一忘维摩疾,散尽天花不着身”此中对池春红的眷恋之情可见一斑。当年他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逃到四川可谓九死一生,随行之物能扔则扔,但这件《天女散花》却始终不离须臾。另外张大千平生所作情诗只有十来首,写给池春红的就有6首,他对池春红用情颇深,绝非文人风流猎艳。

 

1934年,张大千已是一位成名画家。他与兄张善子到北平客居听鹂馆,先后认识两位如花似玉的姑娘。

 

当年春天,与北平艺人李怀玉不期而遇,感情甚深,画了很多幅怀玉的画像。张大千曾为怀玉画的一帧像中题款曰:“偶见怀玉唇不施朱,遂拈二十八字书之画上,爰。”其诗曰:“玉手轻勾粉薄施,不将擅口染红脂。岁寒别有高标格,一树梅花雪里枝。”又记:“甲戍夏日,避暑万寿山之听鹂馆,怀玉来侍笔砚,听夕谈笑,戏写其试脂时情态,不似之似,倘所谓传神阿堵耶?掷笔一笑,大千先生。”题诗将素面朝天的怀玉大加赞颂了一番,特别是一双纤纤素手,令大千醉心不已,更把她誉为格调高雅的雪里梅花;在又记中更表露了他与怀玉相处得亲密无间,情投意合。张大千有意纳怀玉为妾,但因其艺人出生,遭到张善子反对,两人不得不分离。张大千李怀玉之恋虽然短促却终生难忘,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张大千仍然惦记。《柳荫仕女》中人物的脸型、发髻、衣着无不透着怀玉的影子。还以怀玉为模特儿画了《背插金衩图》赠给何应钦。


当年秋天,张大千又看中天桥京韵大鼓艺人杨宛君。她长得很像唐伯虎画中的美人,也有一双凝脂如玉的手让张大千惊呼,成为张大千笔下仕女图的模特。张大千有意纳杨宛君为妾,父母十分清楚儿子的心迹,且儿子在外社交广泛,前两房儿媳难以担当,同意纳妾则是早晚之事。后在张大千朋友于非闇的撮合下娶杨宛君成为第三位夫人。当时张大千三十六岁,杨婉君十九岁。张大千在北平一直住到抗战开始,经历了七七事变,后两人逃到香港,再取道柳州、梧州、重庆,回到成都,隐居青城山上清宫。


1941年,张大千先后两次率人去敦煌临摹壁画,第一次陪伴身边的是杨宛君,第二次则是二夫人黄凝素。两个太太先后陪伴他在敦煌大漠中度过了两年七个月,条件极为艰苦,且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张大千才还清。敦煌之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临摹壁画,而幕后也隐含着两位太太的艰辛付出。


情不自禁引震荡

1943年从敦煌回四川后,张大千与杨宛君忙着安排日常生活和对外应酬,整日出双入对,如胶似漆。二夫人黄凝素渐渐有些失落,便愈加在麻将桌上沉迷,直至红杏出墙。接着,徐鸿宾(后改名为徐雯波)的出现,并与年长30的张大千感情发展给张家带来了一场震动。


先是1946年张大千与黄凝素感情完全破裂进而离婚(引自人民网)。接着,张善子的夫人提醒杨宛君多加注意。杨宛君先是不信,觉得徐鸿宾是个佣人、文化知识浅薄,姿色也不那么楚楚动人,直到珠胎暗结,孩子出世,一切才真相大白(引自张大千前妻杨宛君叙述的故事)。此时,徐鸿宾姑母(父母去世后由姑母抚养成人)也只好应允这门亲事。但张家上下仍反对这桩婚姻,张大千不得不将婚礼于1947年改到上海举行,其婚房也设在上海李宅,并由李秋君帮着操办(引自东南商报金奖女画家李秋君)。


值得欣慰的是,徐雯波在张大千的后半生中,始终寸步不离。由内地到台湾、香港、印度大吉岭,再到巴西“八德园”、美国“环荜庵”,最后定居台湾外双溪“摩耶精舍”,她克尽相夫持家的责任。应该说张大千后半生的成就,是徐雯波一手促成的。徐雯波还是个胸襟博大的女人。1949年12月他们离开成都时,张大千靠老友张群帮忙,只弄到三张机票。徐雯波那时已为大千育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和一个两岁儿子,却毅然舍下了亲生的一双儿女,带走了大千十分疼爱并已与大千离婚的黄凝素三岁女儿心沛,在之后的岁月里又接纳了山田喜美子小姐。


白发红妆老更狂

世间事惟一个情字难以说清,更何况要求一个大画家爱情专一简直是太难了。因为他的眼睛时刻在追逐着美,而人的美则因更生动也更易打动心扉,所以爱上一个艺术家幸与不幸,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得到。.


1949年以后,张大千移居海外,经常到日本购买绘画用具或装裱字画,下榻横滨名园偕乐园。园主便介绍山田喜美子小姐来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生活。山田年轻貌美,颇得大千欢心,他在自己的诗中描写道:“亲辇名花送草堂,真成白发拥红妆;知君有意从君笑,笑我狂奴老更狂” ,偕乐园成了“白发红妆”的安乐窝。此后,大千每到日本,山田必陪侍左右,大千夫人徐雯波在场,也不例外,而且与之同住一栋宅院。台湾作家黄天才对此说得更具体:“张师母(徐雯波)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要把大千先生‘赶’出她的卧室,逼着大干夜里去陪伴山田。”张大千有诗云:“偶扶柔肌偶不辞,偶然云鬓拂雪髭;偶逢半面天花散,不念维摩病不支。”


但是,大千发现情爱对方动机并不单纯以后,便断然拒绝儿女情长而彻底醒悟超脱,结束了自己的这段情缘(一说是山田因接受大陆邀请访华,大千生怕惹麻烦而断交)。由于这个关系,大千曾赠送山田小姐多幅书画作品。仅近年在香港一次拍卖山田小姐珍藏大千作品就有7件。左图《桃花游鱼》、《山雀樱桃》、《虾戏图》三图是张大千亲手所绘并赠送给山田的和服,也是迄今为止发现大千先生采用特殊创作方式之唯一奇品。


离愁别恨思故人

张大千到晚年越发思恋故乡和故人,曾写下“片帆处处忆猿啼,有田谁道不思归”,“平生梦结青城宅”,“尘蜡苔痕梦里情”的哀怨诗句;他对不能见到亲人老友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后,陈毅老总就让张大千好友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后周总理又让徐悲鸿、叶浅予联名写信。1961年,周总理接见杨宛君时,又让她动员张大千回归,并令文化部奖励四万元,其中两万元待张大千回内地探亲旅游时用。但张大千始终未归。


对此,谢稚柳在1981年答香港答记者问时,分析得较为客观。笔者认为,张大千不愿意回归的根源在于他是一位参佛重禅之人,根子里喜好漫游与清静,绘画和做人一向我行我素,不愿顾及政府、朋友和家人的感受。如将此与政治因素扯到一起,完全是对其艺术人生的误读。

张大千在1949年离开大陆后,家人失去了经济支柱,经历了一段与平常百姓同样的艰辛生活。1961年代初曾正蓉病故。三太太杨宛君走出家门自食其力。与黄凝素的女儿心沛因病去逝,儿子心健因恋爱受挫而卧轨身亡。1963年曾正蓉的女儿张心庆曾与张大千在香港相聚,但1982至美国想再次相见时,台湾当局未允许。对此,三夫人杨宛君的叙述较之女儿张心庆的回忆更为客观。


可贵的是,张大千在1949年离开大陆时,曾给家人留下了一批临摹的敦煌壁画。她们后来虽然生活贫困,却一直没舍得卖掉这批画。1955年,夫人曾正蓉、杨宛君在征得张大千同意后,向四川博物馆捐赠敦煌壁画摹画稿等260幅。张大千在临终前还立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分成十六份,其中一份给了杨宛君。


值得一提的是,据《张大千前妻杨宛君叙述的故事》一文刊载,当时四川博物馆曾出具备260幅的收条,时隔二十多年,突然被宣布为仅有一百八十三幅并在很多场合延续下去。另还被民警王永增敲诈14幅,不知此事最终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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